爱游戏“消失”的青少年性教育

2023-11-13 18:05:23

  爱游戏近年来,青少年对性知识的了解虽然增加,但在性心理和性道德方面仍没有明显改变,最为关键的是要让其树立正确的性态度和性价值观。

  不久前,大同市大成双语学校发生的未成年人欺凌事件,引发舆论震惊和声讨。事件涉及一个敏感的话题:未成年人的性。两名四年级9岁男孩被指逼着同班一名男孩舔生殖器、肛门,甚至用生殖器侵犯同学。

  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提到两个重要趋势:一是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二是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呈上升趋势。2022年,最高检起诉、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36957人,较2021年同比上升20.4%。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四川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首席专家胡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我接触到的实际情况看,小学生中间发生性欺凌并不少,虽然一般不像大同事件中行为这么极端。”

  专家指出,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缺失,是导致未成年人性犯罪率持续攀升的重要原因。更糟糕的是,随着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的流行,以及手机和平板在低龄儿童中的普及,当代青少年从网络上接触色情信息的渠道更多元、便捷。这些都对当代的青少年性教育提出新的挑战。

  2022年4月,在河南安阳一家学校组织开展性教育讲座的课堂上,小学生手举着男女性别符号。本文图/视觉中国

  “抓鸡”是国内部分低年级小学男生间流行的一种游戏,即男孩间“互抓生殖器”。成都市某小学心理教师张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以前,只有个别小学生存在这种行为,但就在近两三年,“抓鸡”游戏一下子变得非常普遍,部分学生还发展为暴力式的行为。以往,她所在学校里,孩子们很注意保护他人隐私,很少有这种侵犯式的行为。这让她非常担忧。

  很多老师、家长觉得这只是儿童好奇心旺盛的表现,没什么大不了,但胡珍警告,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即青少年在用性的行为和他人建立一种暴力性的关系,这说明他们缺乏对人的身体权最基本的尊重,这是近几年未成年性犯罪率激增的关键诱因之一。

  胡珍分析说,很多老师、家长不愿从性的角度看待一些校园欺凌事件,其实是一种回避,这源自成年人的性羞耻。但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会对性产生好奇和探索。“‘抓鸡’游戏和大同事件,本质上是同一性质,如果老师、家长没有及时从性教育的角度对这些孩子进行疏导和引导,这些游戏最终都可能演变成性欺凌。”

  严重的性欺凌会发展成性犯罪。苟萍是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主任。以四川省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成都未管所)为例,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成都未管所收押的未成年犯中,涉及性犯罪的罪行一般较为严重。她给这些未成年犯上了一堂性教育课后发现,这些未成年人并不缺乏“性知识”,他们不懂的是,不能为了几秒钟的性快感而去侵犯别人、置他人的健康安全和权利于不顾。“一些男孩子比较后悔,他们和我说,没想到这样做伤害别人、危害社会,还把自己的人生也搭上。”她回忆称。

  成都未管所发现,自2018年以来,性犯罪就超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贩卖毒品等重点类型犯罪,居于未成年犯罪首位。截至2022年6月底,成都未管所关押的未成年犯中,性犯罪占比33.6%,仅仅过了半年多,截至2023年3月,这一数字就增长到39%。统计发现,短短十年间,未成年性犯罪占比就从2012年的8%增长到39%,增幅高达387%。这些数字,反映出青少年性教育缺失的严重程度。

  更糟糕的是,家庭、学校性教育缺位的情况下,青少年很可能转向互联网等其他渠道获取性信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2)》,当下,未成年人上网普及率已近饱和,截至2022年11月,近半年内的上网率达99.9%,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目的为休闲娱乐,使用短视频软件的未成年人比例超过六成;网络模仿行为较为普遍多样。2018年,社科院发布的另一项报告显示,青少年触网年龄呈低龄化趋势,约10%在5岁以下就开始触网,33.02%的青少年遭遇过网络色情信息骚扰。

  “尤其是疫情发生后的这两三年,因为上网课的需要,小学生们的‘触网’频率明显增加,互联网上一些‘黄梗’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一周内就可能在小学生中间传遍,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张晓说。

  目前,在青少年群体中,从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中,通过社交软件“聊骚”很常见。一位家长给胡珍截屏了她孩子的聊天内容,其中充斥着赤裸裸的性描述,比如“我很想亲吻你”“我很想摸你的身体”等。胡珍还发现,一些成年人会伪装成未成年人,通过社交软件诱惑青少年,有的甚至发展成“视频聊”,教唆未成年人发送与性相关的视频。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等人提出的“性脚本理论”,实践性行为时就像演员表演,在做脚本化的角色表达。性脚本包含三个层次:群体层次、人际层次和个体层次,第一个层次中,文化环境是性行为的重要指引。当青少年越来越早暴露在随处可见的网络色情信息之下,并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时,孩子们误认为这些错误的性信息才是真实的,然后开始模仿。

  2018年流传的一则电梯监控视频中,一个小男孩进入电梯后突然强吻另一个小女孩,女孩使劲躲避,但男孩亲完后又单膝跪地去亲女孩的手背。另一个男孩提醒他电梯里有监控,但强吻男孩却对摄像头竖起中指,然后继续狂吻,直到小女孩跑出电梯。视频的主角都是小学生。

  “这充分反映出未成年性观念的偏差。”胡珍说,“男孩此时认为暴力代表勇敢,当爱一个人或向一个女孩表白时,男性要作为主导方,要去强吻女孩或壁咚她。男孩的认知是,女孩表面上是在反抗、挣扎,其实她们很喜欢这种方式。”多位受访老师发现,近两年,这种“霸道总裁”式的错误性观念在中小学内很流行。

  李红艳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负责主管学校性教育、校园欺凌预防等工作。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青少年接触到带有明显性别偏见的性观念后,如果没有受到正确引导,就会先入为主地把它们悄悄写进自己的性脚本中。因此,如果教育者对色情产品避而不谈、不针对性地教青少年如何去分辨,就意味着“将书写青少年性脚本的权利拱手让给色情产品”。

  如果将色情产品比作病毒,要保证未成年人不被病毒感染,该怎么办?胡珍表示,看到电梯强吻视频和孩子们的聊天记录时,家长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 “一定不要让孩子再接触手机”,“但为何我们不去反思:为什么不在网络传播错误性信息前,就告诉青少年什么才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告诉孩子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应尊重别人的身体,如果别人说No,你的任何行为必须停止。”

  性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责任意识同样重要,比如在保护自己安全的前提下相助,或去通知有能力处理的成年人。“但大同事件中,男孩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遭受同班同学的欺凌,班里的其他同学呢?生活老师呢?他们在两年内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吗?”李红艳说。

  李红艳认为,在每次未成年欺凌新闻中,都出现了“焦点偏移”——评论主要指向讨伐霸凌者,实质上,欺凌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人们不应仅批评某个具体的人,更应聚焦于整个校园生态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困境:大同性欺凌事件中,核心的症结就是中国青少年性教育整体性的缺失。

  2021年1月,针对一份“加强我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提案,教育部作出公开答复,列举了此前发布的《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等政策文件,并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学校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深化学校性健康教育供给侧改革……”。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教育部一直在中小学持续推进性教育相关教学,但落到学校层面,性教育却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

  2021年6月前,官方文件从未单独提到“性教育”概念,性教育一直是以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的名义开展,其中涉及与性相关的知识。1994年颁布的中小学课程调整政策首次明确了健康教育的课时要求,每2周1课时。2008年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将此增加到 “每学期应安排6~7课时”,但同时提出“可有一定灵活性”。按规定,健康教育主要载体为 《体育与健康》,“如遇不适宜户外体育教学的雨雪等天气爱游戏,可安排健康教育课”。2011年的政策则取消了课时规定,要求“每学年保证一定时数”。

  健康教育的课时被逐渐模糊化。有专家认为,这项调整与2001年开始的新一轮课改有关,在素质教育浪潮下,为实现课程整合,健康教育不再作为一门课单独设置爱游戏。

  在“灵活性”的处理原则下,健康教育及其所包括的性教育课时无法得到保证,逐渐落入“可上可不上”的境地,在一些学校“消失”。

  联合国2018年发布的《中国初级中学性教育实施状况》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四川、云南和浙江六省市30所初中的调研发现,学校开展性教育的课时波动较大。七八年级学生每学期接受的性教育课时多在 1~8 课时之间,九年级较少,即使安排了性教育课时,也很容易被其他更重要的科目挤占。访谈中,不少校长和教师本身也不清楚性教育课时情况。

  校长们的困惑源自学校开展青少年性教育的特殊模式:性教育教学被分散地融入到体育与健康、心理健康、道德与法治、科学、生物学等学科及主题班会中,每所学校用来开展性教育的载体课程及所分配的课时也不相同。一般而言,心理健康、体育与健康、生物是三大主要载体课。但不同学科如何将性教育融入进来,则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教学框架。

  另一个困境是缺乏专职的性教育老师。《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目前,绝大多数校内的性教育老师都是兼任,大多由班主任,心理健康、体育和生物课老师或校医承担,在本学科教学之余开展性教育。例如,心理健康老师教性心理、指导异性之间的交往;生物老师教青春期生殖健康知识。

  但兼任老师开展性教育的意愿与动力并不足。一方面,原本的教学任务就很重,时间精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与技能,老师们也不知道性教育该怎么讲,有时还顾及谈性可能带来的社会压力和舆论风险,最终要么选择在课堂上回避、不敢讲,要么用恐吓、管理替代教育。胡珍说,“比如在生物课上,老师只敢讲不安全的性行为会造成怀孕等后果,不敢讲什么才是正确的性行为以及生殖器官知识。”

  苟萍指出,开展性教育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涉及的知识范畴包括性学、人类学、生理解剖学、医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更重要的是,老师还应当具有开明积极的性态度,具备与青少年讨论性问题的能力,需要经过专业的培养。

  目前,全国师范院校内唯一可以输送性教育专业师资的学校只有一所,即苟萍所在的成都大学,尽管性教育并非本科第一专业,而是辅修。2010年至今,成都大学已招生了十多届性教育学生,但每届的学生都不多,大约只占师范新生的十分之一。“因为没有一所学校设有专门的性教育教师岗位,培养之后就业怎么办?”在一线开展性教育多年的汶川一小语文老师杨蓉对《中国新闻周刊》反问。

  课时、师资的“消失”背后,指向一个共性问题:“性教育”作为一种独立概念和知识话语体系的“消失”。

  过去数十年,性教育被遮蔽在“青春期教育”与“健康教育”下,受政策惯性和性羞耻观念影响,现在,很多老师仍认为讲性教育很刺耳,倾向用“青春期教育”或“性健康教育”指代。大多数老师不认为性教育是一个专门学科,一些心理老师觉得性教育只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分支。苟萍指出,如果不能解决性教育的课程、学科独立性问题,性教育在中小学内被边缘化就是必然。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七中学校原校长、现任龙泉驿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党支部书记的罗登远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短期内实现性教育的独立学科化,不太现实,目前外部政策的支持力度也不大。大的应试教育环境下,对与分数无关且没有考核约束的性教育课,多数校长爱游戏、老师只把重视停留在口头和文件上,教学流于形式”。在他看来,除非教育行政部门将性教育的教学内容纳入学校考核评估体系,否则无法有效动员学校推动性教育。

  苟萍认为,如果缺乏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推动,只靠民间去做,青少年性教育的普及永远只能停留在零星学校试点,点连不成面,不成气候。她在四川推动性教育时常遇到的情况是,校长一换,原本的性教育课程就难以为继,“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校长不拦就不难”。这么多年过来,几乎很少有学校能把性教育坚持做下来。

  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性教育”首次被正式写入法律文件中。“学校保护”一章中提到: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两年多过去了,“都说性教育的春天已经来了,但是我又觉得春风好像一直没吹起来。”杨蓉困惑道。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青少年健康指标专家委员会联席主席、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唐昆长期关注青少年性教育话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法律虽然颁布了,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执行政策,下面推进得很慢。中国目前还没有普及性教育的基本能力和资源,“性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性课程,我们这么多代人都在没有性教育的环境下长大,怎么去给孩子讲?”

  专家指出,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续还需教育部出台更多配套措施:一是保证性教育的课时;二是由教育部牵头,召集全国专家,开发出一套统一的、成体系性的教育课程纲要和教材,覆盖幼儿园到高中;三是在师资上,将性教育作为师范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或在高校增设相关辅修专业。同时,尽快将性教育纳入各级在职教师培训体系。“在职教师性教育培训,重点在于观念和态度的突破,这一点成功了,技能上的训练便能很快取得效果。”苟萍说。

  罗登远认为,为了减少推广青少年性教育的阻力,在学校内继续采用渗透式、融合式教学,是一条更务实的路径。他曾在龙泉七中担任17年的校长,2005年起就在校内全面支持性教育,花费近五年时间后,学校研发出一套校本教材,有教案和视频,共8个单元、24个主题的内容被分解到语文、心理、思想品德、生物等学科和每周的主题班会课中,对于教学内容,老师们要定期集体研讨,还要考核评估。

  作为少数将性教育“遗产”保存下来的学校,他指出,龙泉七中的融合经验是“彻底的目标转化”,即将性教育课程转化成学校自身的教学内容,完全纳入到日常的教学管理轨道上,形成惯例。

  虽然经常被专家纠正,但在学校内部,罗登远一般不会提性教育,更多还是使用“青春期健康教育”一词。他说,这是为了更好适应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

  2020年8月,中国首批获得全国职业人才认证管理中心认证的高级性教育讲师在慈溪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会议室里利用道具为孩子们讲授两性知识。

  在性困惑上,当代中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是性倾向和性别气质,而不仅仅是恋爱关系本身:“我是不是同性恋?有一个男生喜欢我正不正常?”但很多老师觉得这些问题是“不正常的、错误的、不该被关心”。

  这些观察来自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理事长张耀华。他2016年发起的“你我伙伴”是一个儿童青少年性教育公益项目,为各地的性教育老师提供针对6~18岁儿童和青少年的标准化课程包,服务范围已覆盖超过3500所中小学,超过350万青少年。因此,他有足够大的样本去了解老师是如何看待青少年的性需求。“中学阶段,老师们最喜欢讲青春期、预防校园欺凌、爱情与婚姻等内容。”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研究统计了2000~2019年以来发表的82篇性教育研究文献,发现学校性教育大多数内容单一,以青春期、生殖健康和预防艾滋病教育为主,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和社会性别视角。

  这是过往多种官方叙事交织的结果,已无法满足当代青少年对两性关系、性别意识、性倾向等问题的好奇与需求。他们现在更多将目光投射向自我认知。

  张晓早就发现了这一变化。她说,十年前,小学生们最想知道的是“我从哪儿来”“我为什么是女孩”,女孩子最想要获取的帮助是怎样处理月经。现在,小学生们对性知识甚至已不限于生理卫生知识,对性行为过程的一些细节都很清楚。“有一次我上课讲到青春期变化,有学生在下面高调地说,性行为时,男生如何勃起、……”

  她认为,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情形,只是比很多人预想的要更早到来,但很多老师宁愿蒙着眼睛,也不看孩子已成长到什么状态,“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接受这些,与老师自身的性观念和性道德有关”。

  专家指出,虽然当代整体的社会文化氛围已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谈性色变”,但几种主流的错误性教育观仍没有退场。

  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吴阶平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开展青春期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刻不容缓》中列出了当时的三种论点:“无师自通论”认为孩子大了,男女间的问题自然就会知道,不需要教育;“封闭保险论”认为孩子越早接触性知识,越可能被“引诱”进行性行为,封闭才保险;最后一种是“救急论”,即有了问题再解决也不迟,是一种消极、被动、滞后的性教育观,而非预防性的。

  在胡珍看来,当下,后两种论点仍很普遍,尤其是“封闭保险论”,很多反对性教育的老师、家长仍认为,这会提前把青春期萌动的孩子“唤醒”。禁欲式性教育和恐吓教育同时存在。2019年,唐昆在中部地区某中学调研时发现,在学校“自诩满意”的性教育课堂上,当老师讲到青春期教育,上一张PPT是讲两个中学生早恋,下一张里,一个孩子就卧轨自杀了。在中国,性的去污名化和脱敏化仍任重道远。

  联合国报告《中国初级中学性教育实施状况》调研的151 名教师中,有27%的老师认为在性方面需要限制青少年,性教育要让青少年知道“婚前性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并且禁欲是避免怀孕和性传播疾病的唯一途径。而且,与女教师相比,男教师持禁欲教育态度的人数比例略高。

  近年来,社会整体对性和性教育的态度有所改变,苟萍认为,转折大约在2018年前后,原因或是性教育的宣传推广有了一定效果。她发现,此后学校向她发出的性教育培训需求明显增多,“现在是应接不暇”。同时,家长观念开始转变,这几年,由家委会集体出资请她去作讲座的情况越来越多。“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学校、家长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但不知道怎么讲、讲的时候怎么把握尺度。”

  多位专家指出,“全面性教育”是一个很好的指引。这一概念来自联合国2018年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全面性教育,采用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和视角,是一个探讨性的认知、情感、身体和社会层面意义的教学过程。纲要明确指出,对全面性教育的理解应建立在对“性”的理解上。这里,“性”的内涵包括:人对身体的认识和人与身体的关系、情感依恋和亲密关系、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性愉悦,以及生殖健康和权力关系等。

  2022年,中国首个本土化的“全面性教育”技术指南发布,由北京师范大学刘文利教授带领性教育工作组,协同多部门和机构共同完成,将中国化的“全面性教育”课程体系分解成八个核心模块,涵盖了人际关系、社会性别、暴力与安全、人体与发育、性与性行为等多项内容。每个模块又细化出不同的主题,例如,“暴力与安全”要学习的主题有五个:暴力、性同意、隐私及身体完整性、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安全使用。

  胡珍指出,性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关系,既是与父母的血缘关系,也是与他人的情感关系,性连接了个体来到世界后所有最宝贵的东西:血缘、生命与两性。在她看来,本质上,性是一个社会问题。近年来,青少年对性知识的了解虽然增加,但在性心理和性道德方面仍没有明显改变,比如不懂得“性的尊重”“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值得尊重”。这就是共同的性道德观,也是全面性教育所要传递的最关键一点:不仅是提供科学的性知识,更要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性态度和性价值观。

  多位专家还指出,近两三年,推广性教育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倾向和隐忧:在全民关注儿童性侵事件的同时,性教育被窄化地理解为“防性侵教育”。但李红艳强调,如果仅在青少年中间开展防性侵教育,效果不仅未必很好,还可能起到反作用,加剧学生对性行为认识的偏差,因为过于强调“保护”,甚至可能演化成守贞教育。

  “为什么效果不好?因为防性侵教育是一个教会说‘不’的教育,但很多小孩未必能说出来,当一种行为让孩子感到不舒服时,他必须充分去尊重自己的感受,不能自我怀疑和否定。这看上去很容易,但需要建立在对自我和自我权利充分认知的基础上,还有关于边界的认识,以及自我觉察,只讲远离某个具体的性侵行为是远远不够的。”李红艳说。

  全面性教育涉及关于人、人格、生命、性别和关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苟萍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完全按照指南去落地全面性教育“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力量三方共同协作,逐步改变人们的性观念和性态度,一点点推进。

  早在1987年,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吴阶平就指出,性教育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综合性很强、移风易俗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未来没有人会认为性教育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话题,就像学生所接受的其他类教育一样正常,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苟萍说。